很快就知道，有沒有「白武士」打救亞視？這全球第一間華語電視台，命運如何？
我沒有想亞視死，也沒有盼望它活下去。它能否生存，本來應取決於其是否經營得當，事到如今已然鬧劇一場。如果所有令它存在的因素皆滅，它便必須消失。
在香港，一間綜合電視台，並不只是傳媒機構，它最大的業務，是在娛樂圈。過份強調它在「服務」香港市民，是可笑的。那履行公義、報導真相、編採自由，基本上只是新聞部的事。亞視第一隻黑手，由王征入主，搞「ATV焦點」開始，它邁向腐朽，已是不歸路。
更離譜的是，在娛樂方面的業務，這三數年間，亞視是幾乎完全荒廢。不拍劇集，不接廣告，極少自製綜藝娛樂節目。於是藝人捧不起，無廣告收入，不停吃老本，吹噓白頭宮女年代光輝戰績。電視台沒有正確營運，入不敷支是合理結果。沒有節目可做，台前幕後無所作為。有骨氣、有理想、願打拚的話，應該待不下去吧？
王征和亞視員工怎樣搞死亞視，一如共產黨和港豬怎樣搞死香港。亞視就是香港的縮影。
在商言商，股東不再注資，不能說他們錯，一盤生意不想幹了，還丟錢進去是傻瓜。員工沒糧出，正常情況是全體離職，等公司自動清盤。六百餘人不離職，當然各有原因，娛樂圈工作不同普通打工，不能以一般情況推之。不過，既然是你情我願，也就算了，但竟然搞個show，荒謬地邀請別人來加油，議員感動撐場頌讚員工偉大，雖不至惹人作嘔，可是一個意義不正當的打氣節目，無論大家多麼賣力演出，那撲鼻而來的虛偽，只會使我毛骨聳然。
這樣一個show，如果是亞視正式結業，大家來個互勉祝福，誠懇地向觀眾告別，期望日後江湖再見，我還會為亞視衷心感動。
老闆和員工之間怎樣相對，支不支薪，妥不妥協，我們無權置喙。員工不控告公司，我們不能逼他們告。股東不注資，我們罵是站在打工仔立場，但皇帝唔急，太監急嚟做乜？然而亞視既佔用大氣電波，需要依據一套規則發牌營運，並不單純是一普通商業機構，這牽涉到公眾利益的部份，我們就有權管，而且矛頭必須指向政府。
首先，通訊事務管理局原本須於去年11月公佈是否續牌予亞視，現在無故拖延，毫無交代，不其然令人聯想，是行政會議和「一男子」在背後發功嗎？亞視尚欠千萬牌費未交，仍每日廣播，是否該向公眾解釋？其次，勞工處對於公用事業機構高調欠薪，已接獲88名員工投訴，是否該按照法例調查及發出傳票，而非容忍其一拖再拖？其三，垃圾議員在「撐亞視」show公然讚美員工不支薪工作，是扭曲香港精神，踐踏僱員尊嚴。領薪是應份，付出勞力換取報酬是莊嚴的，何以近年香港打工仔女捱生捱死生活卻不得改善，就是有這些妖孽妖言惑眾。
做好工作有糧出，加時有補水，工作有尊嚴，為生計，也為滿足感，兩者平衡，生活和工作雙線健康發展，才是天理。今日香港，冇天理。
娛樂圈是其中一個帶頭做爛的行業。上到位的很風光，新人、沒走紅的卻被剝削得很慘。許多說出來的辛酸史好像笑話，仍有很多人前仆後繼爭崩頭。的確，那份虛榮很吸引，吸引到自願被剝削。也因為這樣，娛樂圈造就許多歪風，藝人成了偽人。值不值得，自己心中有數。我只惋惜明珠蒙塵，曾幾何時香港的歌影視流行文化，我們的創意工業是個大寶藏，堪稱亞洲龍頭、執華語業界牛耳，如今已被污染、衰落，業界中人固然有責，政府也有責，沒有良好發展，觀眾的品味和水平也下降。亞視近年來已對影視業無貢獻，讓無線坐大，無競爭對手之下，製作如流水工業，乏善足陳。王維基的香港電視，雖非驚天動地，至少有誠意、有創新、有驚喜，給藝人有尊嚴的薪金和合理工時，關心員工的伙食，提供健康平衡的工作環境，卻不獲發牌。努力的、做得好的被打壓，hea做的給予包庇，這才是禍害香港的罪首。
亞視若然倒閉，也許是好事，放生一些人，打破這困局、死局。即使政府仍不肯發牌給HKTV（我肯定會好嬲），但把大氣頻譜分給Now和Cable的免費台，也總算引入一點競爭。如果現在亞視還有人才，就爭取加入這些新台，也是一條出路。留在爛台，徒然消磨志向，復教人看不起而已。
10.1.15
2015繼續革命
來源：http://hk.apple.nextmedia.com/news/art/20150110/18997813
《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不相信的東西》
李怡
林鄭月娥為了爭取通過政改，說希望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勇氣，玉成這個她稱之為「一步之遙」的「普選」；多次被問到政改被否決她會不會辭職，她說做人最要緊憑良心。
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，但何謂良心？許多人也講勇氣，但何謂勇氣？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。
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，就是仁義之心。朱熹就孟子說的「良心」作註：「良心者，本然之善心。即所謂仁義之心也。」但儒家對「仁義」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。西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，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，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；所謂良心，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，感到自責之心。
尊重事實，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。因此，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，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。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「民情報告」，在結語中說，「嚴格按照《基本法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，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，是中央、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。」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？若非香港市民（至少相當部份市民）對人大決定不滿，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？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，很難說是良心話，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，決非憑良心做事。
再說政治勇氣，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「政治勇氣」通過「袋住先」方案。倘若林鄭所指的「政治勇氣」，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險的話，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「共同願望」？對泛民來說，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，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。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。
通常我們說勇氣，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、堅持己見的勇氣，即屈原所說：「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。1963年，甘迺迪總統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，他私下說：「這真的會毀了我，讓我輸掉連任機會。」這需要勇氣。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，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。這也需要政治勇氣。據實向老闆、上司表達不同意見，需要勇氣。中國古代有這種傳統，比如《資治通鑑》寫唐太宗事：皇帝（李世民）問諫議大夫褚遂良：「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，可以拿來看看嗎？」褚遂良說：「史官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，備記善惡，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。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。」皇帝說：「朕有處事不善，卿也一併記下嗎？」回答說：「臣的職責所在，不敢不記。」黃門侍郎劉洎說：「即使遂良不記，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。」皇上說：「倒也是。」
可是這種傳統，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。唐朝時說「天下百姓會記下」只是概括言之，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，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。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，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，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「香港市民共同願望」這種鬼話。
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，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，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（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）對人大落閘不滿吧，何須迎合「上意」而寫出甚麼「共同願望」呢？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，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？
林鄭以「機不可失」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「袋住先」，表示日後還有「改善空間」。但她不可能不知道，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2017年普選，而是指所有的普選，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，「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」，「那怕只是縫隙」。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，都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「縫隙」。因此「袋住先」比原地踏步更倒退。因為小圈子選特首，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；一旦接受了「袋住先」方案，中共欽點的性質沒變，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，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，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。
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、林鄭月娥、袁國強等人，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？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：「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，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。」
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？
《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不相信的東西》
李怡
林鄭月娥為了爭取通過政改，說希望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勇氣，玉成這個她稱之為「一步之遙」的「普選」；多次被問到政改被否決她會不會辭職，她說做人最要緊憑良心。
現在很多人都講憑良心做事，但何謂良心？許多人也講勇氣，但何謂勇氣？筆者且在此作一些釐清。
中國孔孟所說的良心，就是仁義之心。朱熹就孟子說的「良心」作註：「良心者，本然之善心。即所謂仁義之心也。」但儒家對「仁義」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。西方的良心亦指道德心，英文Conscience有道德範圍的共同認識之意，因此較為明確的意思是指人類辨別對與錯的價值觀；所謂良心，指一個人所做的事與自己內在價值觀不合時，感到自責之心。
尊重事實，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。因此，如果你所寫或所講的違反眾所周知的事實，就很難認為這是良心話。比如特區政府向中共提交的「民情報告」，在結語中說，「嚴格按照《基本法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，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，是中央、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。」這怎麼可以說是事實？若非香港市民（至少相當部份市民）對人大決定不滿，豈會有延綿兩個多月而仍未停息的街頭抗爭？說出違背眾所周知事實的話語，很難說是良心話，作出這樣的不實報告，決非憑良心做事。
再說政治勇氣，在佔領運動前林鄭就呼籲過立會議員拿出「政治勇氣」通過「袋住先」方案。倘若林鄭所指的「政治勇氣」，是泛民議員要冒2016年失去議席風險的話，豈不是正好證明否決政改才是選民的「共同願望」？對泛民來說，反映選民意願是他們的義務，違反選民意願除非考慮有其他延後利益。利益交換談不上勇氣。
通常我們說勇氣，是指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堅持事實、堅持己見的勇氣，即屈原所說：「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。1963年，甘迺迪總統把百年來規模最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，他私下說：「這真的會毀了我，讓我輸掉連任機會。」這需要勇氣。最後他竟然連命都輸掉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三一一地震及輻射洩漏之後，決定德國全面禁核，她估計有可能因增加電費而在下次選舉不能連任。這也需要政治勇氣。據實向老闆、上司表達不同意見，需要勇氣。中國古代有這種傳統，比如《資治通鑑》寫唐太宗事：皇帝（李世民）問諫議大夫褚遂良：「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，可以拿來看看嗎？」褚遂良說：「史官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，備記善惡，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。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。」皇帝說：「朕有處事不善，卿也一併記下嗎？」回答說：「臣的職責所在，不敢不記。」黃門侍郎劉洎說：「即使遂良不記，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。」皇上說：「倒也是。」
可是這種傳統，在中共建政後就失傳了。唐朝時說「天下百姓會記下」只是概括言之，現在傳媒及網絡發達，不須記下也足以盛傳矣。港共政權卻背時而進，照中共建政後的政治辦事，於是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後，還寫出按照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「香港市民共同願望」這種鬼話。
在專權政治的淫威下，我們不能期望港官回復唐朝的諫議傳統，但至少可以解釋一下雨傘運動的肇因是基於市民（哪怕只說是部份市民）對人大落閘不滿吧，何須迎合「上意」而寫出甚麼「共同願望」呢？當自己對於勇氣缺氧到如此程度，還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有政治勇氣？
林鄭以「機不可失」來呼籲泛民和公眾對於按人大框架定下的普選方案「袋住先」，表示日後還有「改善空間」。但她不可能不知道，人大框架沒有指定只是針對2017年普選，而是指所有的普選，加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，「不能留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空間」，「那怕只是縫隙」。而任何香港市民的真正民主授權，都是可能削減中央權力的「縫隙」。因此「袋住先」比原地踏步更倒退。因為小圈子選特首，至少市民知道沒有認受性；一旦接受了「袋住先」方案，中共欽點的性質沒變，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，賦予了特首的認受性，香港也就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。
在香港及西方受教育的梁振英、林鄭月娥、袁國強等人，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基本認識？筆者想到的是美國十八世紀思想家Thomas Paine的一段話：「當一個人墮落到宣揚他所不相信的東西，那麼他已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。」
林鄭有沒有勇氣承認這句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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